中国新时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策略

发布日期:2012-03-21 点击次数:30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2010秦皇岛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

摘要】:在全球经济及文化的浪潮下,城市的发展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结合生态学有关知识,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空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

62223日,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召开。此次会议以“生态、低碳和数字化: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转型”为主题,是继2006年首次召开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以来的第5次大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河北省副省长宋恩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浩文在开幕式上致辞;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乔纳森·贝奈特(Jonathan Barnett),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邹德慈等作演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员会)的厅长(主任),20多个城市的市长,以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国内外组织机构的代表约12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进行了以“绿色交通、公交优先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国市政设施的投资与市场化———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外生态城市理念与范例”、“城市废弃物低碳研究”、“碳减排技术与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与设计”、“低碳经济、历史名城与产业发展”、“高寒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应急救灾及灾后恢复规划建设”、“气候变化与低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为主题的分论坛研讨。生态城市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在新时期的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合理有序的开展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策略是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我通过本次学习而得到的启迪。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城市化是同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提高以及政治、宗教参与联系到一起的,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城市化促进了人口、产业向城市集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同时造成了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发展失衡,带来一系列问题和种种危机。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成倍增长,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必然”附属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这些问题有城市向乡村蔓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从区域向全球扩展,形成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趋势。

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性城市”、“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正在席卷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资本这个强大的经济推手,造成生态环境特质日趋雷同。并以全球经济现代化的整合方式,表现为同一文化思潮的城市发展进程。这种发展潮流正如一把双刃剑,既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和进步,同时,也表现为民族性、地方性和多样化的城市特色正在丧失。特别是在中国这一个全世界经济活动最为活跃,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如何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坚持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发展道路尤为重要。

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经济快速增长,但人类自身却未能实现同步发展(Meadms D Hetal1972)。工业化、现代化加深了人的异化及社会异化,人成了技术的奴隶,机器的附庸,为机械和物质所支配。城市高速发展和高节奏生活方式,造成人们许多心理、精神、道德等诸多问题,人际关系冷漠,价值观混乱,道德沦丧,吸毒犯罪等问题突显,社会系统内各因素愈加紊乱。人创造了城市,却在城市中丧失自我,成为困扰当今人类持续性发展主要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及其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

因此,在当代中国城市高速变迁过程中,提出中国生态城市的建设策略要求、尤其是生态特色的本土化主张,既是保护民族特色需要,也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力的需要。党的“十七大”中提出的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发展目标,是针对我国实践情况,对可持续性发展观念的全面诠释,为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指明了一条可行的现实道路。

二、生态城市的理论背景。

生态城市是面向未来的生态社会的人类住区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新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迈进,而生态城市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走过的道路不断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克服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失衡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所做出的理性追求。

尽管生态城市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思想,但其发展根源却渊源悠长,无论是依据我国古代风水学说中“万物负阴抱阳”、“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进行的城镇和村落建设,还是古代欧洲城市和美洲西南部印第安人的村庄建设,均可发现生态城市的雏形。

国外生态城市理论萌芽最早见诸于维特鲁威(Virtuvius)《建筑十书》总结古罗马与古希腊等城市建设中,从城市环境因素来合理考虑城市的选址、形态和布局,而近代生态城市起源于霍华德“田园城市”,着重于城市与自然平衡,到了19世纪后期,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唤起了西方先哲们对城市生态的关怀,特别是生态学知识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进入了生态城市研究的觉醒阶段。帕克(Park R1916)用生物群落的原理和观点研究芝加哥人口和土地利用问题,盖迪斯(Geddes P1915)提出的生态学区域观点,芝福德强调的“以人为本”,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在这些新知识的融会贯通下,产生了一系列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最具代表的有沙里宁的“有机分散”,马塔的“带形城市”,柯布西耶的“架空城市”思想和“光辉城市”模型,以及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索莱利的“仿生城市”,三井建设的“字母型”城市。这些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技术模式,展示了近代学者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思考和塑造,也为现代生态城市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生态蓝图》等为代表著作的出版,掀起了城市生态研究的高潮,揭示了城市发展存在生态极限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开敞(开放)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区域绿地系统、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生境网络、框架景观等一系列崭新概念。并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城市生态理论“正在以空前速度横向地与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进行相互渗透和杂交…”成为“一门研究人类与自然”的综合学科(黄肇义、杨东援,2001

我国的生态城市理论观点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管子》中提出的一些顺乎自然、因地制宜的朴素城市建设思想中,系统化的理论研究还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生态城市理论的研究方式。在1984年,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王如松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以及1985年钱学森提出的“山水城市”主张和吴良镛教授的“广义建筑学”观点,到后来黄光宇教授1997年提出的复合系统的生态城市概念,以及俞孔坚教授“反规划”生态基础设施的实践模式,都为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生态城市空间建设策略

生态城市中最核心反映城市生态特色及要求变化的是生态空间格局,每个生态城市的特点就来源于生态空间的特色。因为良好的生态空间格局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证区域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通过合理布局生态空间格局及相应控制措施,从而规范人类开发活动,保证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改善。从生态学角度界定,生态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纯物质生态环境空间,从系统学、协同学角度考虑城市生态空间是作用于自然环境资源基础上,反映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文化情况复杂协同的系统化空间,可划分为生态文化空间(前提)、生态经济空间(条件)、自然地理空间(基础)、环境资源空间(目标),四位空间的相互协调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生态空间体系,在把握各类空间特点和重点建设方向下,注意三者的协调统一。

1、树立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流生态文化空间意识

纵观漫长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农业社会时期,城市的发展是因为城市和乡村不同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所造成的,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工业革命后,一种与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工业成为城市的基本属性,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秩序井然,城市功能至上的思想也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城市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因此也不断转换升级,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朝阳工业”急剧发展,促进了以广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伴随着城市进一步发展,对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促使我们对以往城市发展的内在主导思想的反思,特别是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环境文明的发展,对以往“功能至上”、“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与摒弃。

工业文明的发展使我们在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支撑下,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离和对立,认为人独立于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张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原则的行动哲学,进一步发展了人对控制自然的技术追求和放大了人类“反自然”的行为,从而造成了现在正在蔓延的“城市病”,及各种危机。要改变这种危机行为,就必须在世界观上超越旧的束缚,树立“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生态城市世界观,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生态为角度,认识我们的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源,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城市文化价值观,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卡普拉蒂,1988)。这种新的整体论世界观,主要特点强调从“反自然”走向尊重自然,强调整体而非局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消解,实现双赢式发展。

从宏观上,我们在生态城市空间建设中树立此主流文化意识,并指导我们的一切行为,时刻要抉择,人与自然系统整体协调、和谐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局部价值都不能大于人与自然统一体的整体价值。在微观上,它又是多元化的,反映人类多样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即在整体的角度下协调统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态城市发展,并充分保持和显示自己不同文化特征,并在发展过程中营造保存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一方面保持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动态发展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一种比较完整的具体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这是生态城市的灵魂。特别是在我们的理论借鉴及行动思想方面应坚持“扬弃”的辩证思维,而不能对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的规划思想、规划理念予以全盘吸收,甚至奉为“经典”和“权威”,且不加思考的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并成为潮流和模仿对象,因而从文化层面上丧失了生态文化所必需的特殊性和地方地域特色。在客观上面,表现为城市空间格局反应西方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方式特点的环境景观格局。如城市宏观空间规划中,不考虑地方实际特点,简单借用西方空间结构理论,生搬硬套地划定城市空间格局和发展模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发展造成不可估计的危害;而在微观层面的园林景观塑造中,不顾本土的气候特点和生态平衡的安全问题,引入外来树种和施工技法,对湖、河岸线的处理采用海岸线的方式,毁掉了生态湿地添加沙滩和护坡,造成水生环境的恶化。

2、建设高效健康的生态化循环经济空间模式

“生态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一种有利于地球的经济”(莱斯特·R布朗,1980),其基本观念是:在任何物质生产活动中,都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作用,其中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最少的花费、最快的速度、最短的周期去谋取最多的利,即以“最少、最快、最短、最多”为价值导向,追求经济无限增长,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但这一观念却掩盖了经济增长测量手段本身的合理性,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正,人们生活质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人类因此付出其他更大代价等诸多问题的存在。特别是人均GDP的经济衡量指标,反映不出自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耗费和价值,也体现不出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和长远的合理利用,造成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过度使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一种“外在化”的资源经济。而生态城市建立的是一种“生态经济”模式,是一种以人力资本占主体的“内在化”知识经济,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资源与资金的配置,对社会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予以变革,形成以人才、信息、资金三大要素位主体的生态产业,有利于以往以一般劳动力、机械设备、原材料及能源为主的结构布局。生态产业是智力资源的综合物化,且不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资源能源短缺及资源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实现以最少量的能源、资源投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代价,为社会生产最多、最优产品,提供最充分、最有效的服务,并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保护和增值,保持并扩大自然资源总量和供给能力。

生态城市经济空间发展是集约内涵式的循环经济类型,重视质量和综合效益,肯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承认经济与环境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生产、生活、流通与分配)是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金是清洁的,合乎伦理的(不是通过掠夺生物圈而获取的),经济成果分配是公正的,而不是服从于少数人或资本的利益。

建立生态化的工业体系,实行清洁生产,开始新的工业范式,以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治战略取代末端处理为主的污染防治战略,工业生产谋求合理利用资源,减少整个工业活动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成为生态工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建立既能支持整个社会当前需要,又具备长期适应发展能力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生产合理地利用太阳能、水、土、气象和农业资源,重视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更多依靠生物措施来增进土壤肥力,减少石油能的投入,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保护资源,改善环境,提高食物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科学合理地完善生态化城市地理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的空间组合格局,城市空间结构生态化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之一。城市生态空间的基础则是承载物质空间要素的城市地理空间。

按照生态学系统论的要求,一方面从大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及特点出发,因地制宜,从地理空间层次上选择结构合理、功能稳定的布局结构和发展模式,提供人群居住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从各区域自身特点出发,充分利用当地有力的自然地理条件,如山、水、海、湖泊、森林、农田等。环境容量及资源承载力为基本约束条件,从环境舒适和环境欣赏层次上提高人与环境的和谐度,并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协调各地理空间要素的相互关系,保障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合理构建城市生态网架体系,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从景观和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对城市生态空间结构分异特征予以深化研究,充分利用城市山体、河湖、交通干道,以大型生态基质为主体,以大型山林、湿地生态斑块为核心,以沿江、河、湖、路等绿带为绿色廊道,连接“主体”与“核心”,形成“环、锲、廊、林、园、点”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生态空间网络(Noss R H1991)。通过生态网架体系的构建,从宏观上构建生态完善的城市空间布局,在微观上营造宜人的,具有较高景观价值的绿色环境,从而进一步改善建成区的生态环境,增强城市功能,并引导城市未来空间的协调发展,在城市各功能群之间形成良好的隔离带和生态协调区。

其次,对城市的极限规模(人口、用地)进行深入研究,并分析未来城市形态的变化趋势和城市空间发展的生态适宜性。按照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特点可划分为自然保育区、人文保育区、生态提升区、生态重建区和生态过渡区。自然保育区是指城市中最核心且需要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各类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地、重要山体、林地等,它是维持城市基本自然生态功能平衡,维系生命支持系统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最重要的稳定因子。人文生态保育区是指对区域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及内涵,维系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形象的需要重点保护及保育区域。生态提升区则是指在生态结构和功能层面尚具有改造提高价值的城市建成区、居民点和独立工矿等。生态重建区是未来全面改变原有生态系统结构,重新建设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区。生态过渡区是指在形态和功能上具有时空过渡性特征的地域,其主要功能是生态隔离,是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关键因子。

按此功能分区,分别有针对性对各功能分区提出解决措施和不同功能调控需求。最后,从社会经济总负荷、区域环境容量、土地承载力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来合理布局各功能区划比例及调控要求,从而科学确定生态城市的活动规模,保证城市与乡村,建设区与补给区的平衡。按照环境容量的标准,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应力及建设用地、补给、水、大气、土壤等容量进行系统分析,并考虑物质技术条件发展,确定区域城乡的适宜方向和极限规模,根据区域城乡职能和空间布局结构的内在要求,使人口分布、城乡发展的性质与空间特征相一致,使城乡的开发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持协调,并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相适应。同时要改变过去试图用时间来确定城乡人口规模的作法,而应发展为在遵循生态学环境资源有效极限规律的前提下,用环境来确定城乡规划的观念,更强调在允许规模容量下,城市建设活动、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协调性、有序性和持续性。

4、保持环境资源空间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强调环境资源空间在生态城市中的基础地位。因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巨大消耗,已导致资源基础的削弱、退化、枯竭,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各类自然资源,使可再生资源保持其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不至于过度消耗,并能得到替代资源的及时补充。从区域角度而言,环境资源根据资源获取方式不同,分为本地必备资源与可调入资源两大类,从城市角度来说,环境资源首先是包括维系城市生命系统的各类资源环境,如水环境、大气环境、噪声环境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置环境;其次是维持此基本环境要素所必需拓展的生态园林绿地环境(包括农业、果园、林地)体系,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所必需的生境及迁徙通道。

城市环境资源空间生态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最本质内在联系,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核心规律。在可持续的环境资源空间建设中应遵循环境健康、环境舒适、环境欣赏逐级递进的原则。环境健康是指在适应生存的基础上,确保环境系统功能正常,环境质量良好,人类身心健康,生命质量有保障,其中最核心指标就是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环境内,环境的总体或环境的某些要素对人群的生存和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这是环境资源空间生态化建设第一阶段目标,通过对城市环境要素格局和功能状态的合理布局与安排,采取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手段实行污染物削减与达标排放,加大对城市资源能源集约利用,一是水资源节约利用,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的发展,降低单位产品耗水定额,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建设节水型现代高效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农业。二是土地资源保护,保护农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生态用地之间“三者平衡”,合理利用土地后备资源,开展土地整理和复垦。三是能源合理开发,开发可再生新能源,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重,努力减少煤炭的消耗总量,降低工业产品的单位能耗。

环境舒适阶段则代表更高的人类与环境之间和谐程度,需要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环境和生态作为基础,以城市环境为例,舒适的城市环境意味着适宜人口密度、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绿地广场、便捷的城市交通、良好的环境质量、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所、方便的服务系统、快捷的信息通讯服务和良好的周边生态环境,以及具有活力的社会经济体系。当达到环境欣赏的和谐程度时,人类物质需求已得到相当充分的满足,精神需求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人们欣赏自然景观的形式美、朦胧美、色彩美等视觉感官美,同时也可欣赏人文景观中和谐美、特色美、人文美等心理愉悦美,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和精神满足,从而可以认为人与环境和谐达到了环境欣赏的高度。

四、结语

生态城市是一个复合的巨系统,受到社会、经济、技术、环境和自然等规律的联合作用,共同支撑着生态城市这一个复合系统的协调、持续运行。针对上述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四个方面,要改善城市生态系统的状态就必须坚持生态结构调控的层次观,生态目标调控的综合观,生态建设发展调控的阶段观。重点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从指导思想上树立生态至上,而不是功能至上的宗旨。生态城市建设中,从客观的生态城市格局中,将城市看做一个系统,注重城市内部复合生态系统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均衡发展,注重强调从城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城市人口耗费资源所换算的生态足迹对城市的发展制约作用,在此门槛条件下去进行城市功能的布局优化,合理构筑城市生态空间结构及对应的控制措施,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规范城市建设活动,从而保证整个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改善。城市功能的内容是可以组合与叠加,而不能因功能的简单需求,去破坏生态环境,并以丧失生态去换取短期的功能布局。因生态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所受的损坏是不可逆的,而所谓城市功能中的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居住生活均是可调节、可控制的,且其调节控制是可逆、可变的。

2、坚持利用发达的科技水平为生态环境保护服务的宗旨。随着人类生活生态足迹的扩大,如何在现有的生活环境前平衡人的生活品质追求与生态环境维持之间的平衡,如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利用与以往单纯通过煤、石油、木材等生态资源的耗费之间的冲突。必须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树立生态技术至上的原则,运用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或危害很小的可回收的材料,大力运用技术含量更高的太阳能、风能或其它无污染的再生资源。

3、认识到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理论与知识和了解生物圈的能力不足,必须采取环境影响评估、生态风险评价等方法来降低城市开发建设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因此强调从全社会角度来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强调交流与对话,特别是城市居民和社会团体、专业组织的参与。

参考书目】:

1 马道明.城市的理性--生态城市调控.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2 吴良庸.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 王如松.城市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4 黄光宇,陈勇.生态城市概念及其规划方法研究.城市规划,1997,(6

5 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6叶玉瑶 张虹鸥,等.“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城市规划,2008.